从波士顿美术馆旁的美国东北大学出发，一路向北，从“哈佛桥”跨过横穿整个波士顿的查尔斯河，便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。麻省理工东侧，是波士顿“剑桥区”的核心地带——肯德尔广场。

在东北大学读博的社会学者游姝楠，经常到这里散步。她能认出广场周边每一栋建筑：这栋是辉瑞的办公室、那栋里都是莫德纳的员工……老钟塔旁边亮得晃眼的12层玻璃房子，是著名Biotech孵化公司Lab Central的新基地。

(相关资料图)

《美国十大生物制药集群》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榜单中，波士顿已连续击败硅谷，位居榜首。

这座名校云集的“智慧之城”也聚集了阿斯利康、赛诺菲、诺华、辉瑞等超过2000家生命科学领域的知名科研机构和企业，位居全美生命科学行业五大求职地之首。

如果说波士顿是世界生物制药的环靶，肯德尔广场就是靶心。这里有一条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。游姝楠在这里见过太多顶尖的生物医药人才，其中不乏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才俊。

其中一位告诉她，从2008年至今，约有一半在美留学生活工作过的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中国发展。

“回国的职业选择更多样化，可以继续在药厂工作，也可以创业、做咨询猎头，甚至成为投资人，而在美国的职业发展方向更单一，大部分都聚集在药企做研发。”她说。

对高技术移民感兴趣的游姝楠，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。

美国一向是世界生物制药强国，而中国的生物制药行业在过去十多年才逐步发展起来，在“海归”人才、政策扶持、资本加注的环境里迅速崛起。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当前中美的竞争关系，会给两国间的人才流动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？

游姝楠想知道，从这些生物医药人才出国留学、在美工作，再回国发展成为“海归”，甚至有些人选择再度出国，这样来来回回的流动轨迹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？如何从大国博弈、全球劳动力市场、产业结构以及个人选择等角度去理解生物医药人才在中美之间的“人才环流”？

在访谈了近50位留美和“海归”生物医药人才后，游姝楠渐渐勾勒出一幅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草图。

作为社会学者，她目睹了经历跨国教育的科学家们在“逆全球化”浪潮下的沉浮，感受到了生物医药产业对创新土壤的追求，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新思考生物科技发展与国家、资本、产业、人才之间的碰撞。

太平洋两岸的人才循环与对望

游姝楠的观察对象们，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：

生于中国，长于中国，在国内接受大学理工科教育后，去往美国读硕士和博士——大多情况下，这些优秀的学子甚至可以本科毕业后跳过硕士，直接在美国读博。

不同于公众对留学生大都家境优渥的想象，许多访谈者来自很普通的二三线城市小康家庭，凭着会读书的本事，依靠全额奖学金铺路，获得在美国深造的机会。

他们大多曾学习生物统计、生物化学、药学等专业。读博甚至博后期间，省吃俭用，艰辛而执着地在实验室里辛勤耕耘科研。毕业后，少部分人会留在学术界，还有一些进入医药行业，并直接进入辉瑞、阿斯利康等大厂的研发部门，也有人选择先进入以提供项目外包服务为主的CRO公司，甚至以CRO为跳板，试图曲线进入跨国大药企。

留在美国进入跨国药企做研发的中国人，大部分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技术专家，能进入管理层的却不多。

随着近年来在美华人努力发声，华人在药企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，用访谈者的话说，天花板提高了很多，现在的天花板基本是VP这个层次。

但是，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职业发展路径依然缺乏更多想象空间。

一位受访者自嘲自己是“科研民工”，他说，“我们是在用高技术仪器做劳动密集型工作。我对‘科研民工’的理解是：不做决策、没有话语权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。”

他们也很难不受到近年来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。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“中国行动计划”让不少华裔科学家选择回到中国，而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科学家们也可能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不信任，无法进入公司高层核心项目，抑或是在出入境时被海关反复“检查”。

与留美从业者清一色的药企研发岗位不同的是，回国的“海归”们有着更“五光十色”的生活，和更广阔的职业选择。

有些人利用漂亮的留学背景和博士头衔，转行做市场、咨询、产品经理、猎头甚至风投，且都很快成为行业里的“大佬”；有些人继续做研发，一跃进入大型跨国药企，职级也更上一层楼；还有的人乘着创新药市场爆发和政策支持的东风，直接选择创业。

谈及他们回国后的职业选择，不少访谈者用了跨国比较排除法。“很多人选择回国做咨询和投资，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很难从事类似的职业。”游姝楠说，“这需要语言能力特别好，或者社交能力和资源特别强。”

在排除法下，一些访谈者告诉游姝楠，都回国了，就一定要做留在美国的同行“做不了”的职业，如果想在药企做研发和在学界做学术，从科研环境和创新氛围考虑，那应该留在美国，所以回国的职业选择就自然地排除了以上选项，而选择在美国更难入门的投资、咨询、创业。

还有一位访谈者，两种选择都尝试过之后，又返回了美国。

不过他回国的时间更早，是在2007年。从今天来看，那段时间可谓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爆发的奇点。2008年以来，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政策，大批生物医药领域高端人才和科学家浩浩荡荡地回国。

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令他失望。由于师从名家，又有名校博士后的背景，公司为他配了实验室和团队。有一段时间，他每天都坐着飞机去见各种各样的投资人，感受着身边人崇拜的目光，俨然是一个成功人士。

但后来，出于家庭和孩子教育的原因，他又返回美国，重新做回了“药厂打工人”。

经历了在国内做“海归”的风光，在美国天天“搬砖”，一度让他的落差感很大，花了许多时间做心理建设。

后来他找到了平衡——国内教育太“卷”，小孩受不了；妻子不想回国，两地分居也不是办法——相比外在的风光，还是安稳的小家最实在，他认为自己一点也不羡慕那些回国后混得风生水起的同行。

游姝楠用“内心的全球化”来解释这种跨国的比较。无论留美还是回国，曾经的旅美经历让这两拨人都永远处在彼此凝望比较的关系中。即使身处大洋两岸，他们互相比较的，也并非所在地的其他族裔，而是有共同根源的彼此。随着“别人家的孩子”走出国门，攀比的范围也扩大到整个世界。

事实上，中美生物医药人才迁徙的路径并非单向度的，而是一个循环，这源于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通性。

在游姝楠的研究中，不乏回国创业失败或是转行失败的人才，抑或是在MNC撤走中国研发部门时被裁员的研发人员。在这些人的故事里，他们通过猎头或者移民网络，又重返美国从事研发工作，过上了原先的“美式中产生活”：工作与生活相对平衡，很多闲暇时光，还有风险回报都更可控的清晰未来。

回来的人多了，“海归”含金量也低了

在游姝楠眼里，这种生物医药人才环流形成的原因纷繁复杂。就像是一股季风，源于海洋与大陆间的温差，大范围、以年为周期地在这颗星球上流动、变化、转换风向，推搡着不同土地孕育的科学家们飘散到世界各地。

一个生物医药人才选择回国的原因有许多。

大的时代背景毋庸赘言：国内巨大的生物医药市场需求，以及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政策。从“十一五”以来，每个五年计划中，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创新都被放在显要位置。对人才的激励几乎不计成本。

对身处美国的生物医药人才而言，除了大洋西岸国内医药热土的吸引，美国职场的天花板，也对他们产生了向外的推力。

游姝楠发现，除了技术的原因，“中国人在美国主要从事研发工作”在社会学上更反映了美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劳工结构单一、族裔分化明显的特点。

“这种劳工结构是以种族为基础的，它让中国科学家大量地集中在研发和实验阶段。”与之相似的，是印度裔扎堆于工程、计算机编码相关工作，墨西哥裔扎堆于重体力劳动等。

有访谈者告诉游姝楠，“我们生物统计组里全是中国人。”

族裔劳动最显著的后果，便是“竹子天花板”，或称“玻璃天花板”，以形容在美国，亚裔即便有高学历、高技能、高收入，却仍然难以晋升至管理层和领导层。

2000年，《科学》对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亚裔工作者展开统计，发现专业人员中的亚裔占10%，而在管理层中，亚裔只占4%。美国“工作-生活政策中心”调查的亚裔人群中，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相信种族歧视让他们在职场上止步不前。

生物学泰斗吴瑞、生物学家饶毅、病毒学家蒋观德等留美科学家都为这样的情况发过声。

游姝楠的访谈者们，也明显触碰到了这看不见的顶端。“我觉得如果也要做到C-level，在国内是很容易的，但在美国，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做到。”一位访谈者说，“天花板是肯定存在的，级别越高，感受越强烈。”

在“竹子天花板”的阻力之下，很多人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印裔学者玛丽∙保罗研究发现，截至2010年代中期，她统计的119名海外留学的亚裔科学家中，有52位回国，34位回到亚洲其他国家。

相比留美的科学家，回到中国的科学家们，撑起了近十多年来国内创新药领域的半边天。

微芯生物、药明康德、百济神州、贝达、加科思、君实生物……这些业内耳熟能详的创新药企的创始人，不仅自己是“海归”，也为大量“海归”生物医药人才创造出许多优质岗位。

但在近几年，这样的风景也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。“过去十年回来的人太多了，好像‘海归’身份就没有那么金贵了。”游姝楠说。

教育部在《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》中指出：1978～2019年，我国已有490.44万人在国外完成学业，而其中86.28%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。统计显示，2016～2019年回国的人数达到了出国留学人员的8成，同时也不乏许多“移二代”的回流。

与此同时，“海归”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智联招聘发布的《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》显示，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已经成为一个趋势，83.1%的“海归”表示求职压力增大。

社会学者眼中的“竹子天花板”

尽管存在天花板，由于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领先优势，那里的科研环境对各国生物医药人才仍然具有吸引力。

回国后继续做科研的“海归”，进入MNC的本土研发部门似乎是最好的选择，不过近年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一些MNC研发部门相继撤出。

2017年11月，阿斯利康剥离在中国的临床研究业务，成立新公司“迪哲”，原先在中国创新中心的所有研发人员均加入新公司。同年，GSK宣布裁撤已成立10年的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中心。2018年9月，诺和诺德丹麦和中国研发中心共裁员400人。2019年底，辉瑞也停止了亚洲发现实验室的启动计划。

游姝楠的几位访谈者，由于就职的MNC撤走在华研发部门而被裁员，又转身去了美国。

作为社会学者，游姝楠感兴趣的除了这种候鸟式的人才迁徙，还有他们看上去很窘迫的个人处境。

她身边有很多读生物专业的好朋友，她的伊朗籍前男友Alireza也曾在埃默里大学做博后。和中国一样，伊朗同样是科研劳动力的输出国。

在游姝楠看来，Alireza在做博后期间的科研工作需要极高体力和智力：设计实验，预定所有实验器材，日复一日地喂小白鼠，让小白鼠得病，再给小白鼠注射药物，观察治疗效果……

实验周期通常都要几个月，这个过程需要全身心的专注，喂养小白鼠稍有差池，比如多加了几滴液体，就可能让整个实验毁于一旦，几个月的辛苦付诸东流。

移民学生和博后的合法身份，都依托在实验室工作之上，这种法律身份上的脆弱和不稳定性，使Alireza不得不遵守老板苛刻的要求，经常需要在实验室待到凌晨两三点。

完成三年博后，Alireza转到制药行业，在38岁的年纪开始了第一份工作。游姝楠认为，这份工作的薪水与资历极不相称。“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他不快乐，他是个热爱电影艺术的人，长年累月的科学训练扼杀了他的活力。干这一行，身体和精神都很辛苦，生化环材被誉为四大天坑专业是有道理的。”

作为外来族裔，忍受歧视在美国职场打拼，是另一种艰辛。

为了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，游姝楠经常参加一些波士顿生物医药界华裔举办的沙龙。这些参与者并不多的闭门活动，是在美华人们寻求认同感的“安全屋”。在“安全屋”里，他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谈工作、谈机会，相互认识，抱团取暖。

在一场有三四十人参加的沙龙活动上，大家聊到了生物医药界“竹子天花板”等话题。游姝楠发现，这些技术人才对职场中的隐性种族歧视看法“非常朴素”：“他们就觉得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就可以了。”

当时，一位科学家站出来现身说法，“你要相信大家都是人，没什么不一样的……我老板和我都有婆媳问题，所以我经常在午休的时候和他聊婆媳问题、家长里短，感觉我们的关系就更近一步了。”

“我有些同事也许会在心里歧视我，”另一位说道，“但人家表面上没表露出来就行了，不用想东想西。”

“我们组里都是中国人，”又有人接过话头，“所以组里应该不存在‘竹子天花板’。”

游姝楠听不下去了。“我当时就觉得，他们需要一个社会学家的视角。”于是，她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：“把来自一个国家的员工放在同一个组里，本身就建立在以族裔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上。”

从个体层面，游姝楠觉得他们的思考没有问题，毕竟每个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，但她希望通过交流，让大家从一个更系统性的角度去反思。比如“族裔劳动”“基于种族的劳工结构”等等。

这场沙龙让游姝楠更加坚定，自己的研究是有意义的。“至少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困难背后是有社会因素的，也能为他们和同行的遭遇发声。”